千年琅琊紫金砚羲之故乡再现

1957年国家在西安征集一方紫金砚，长方形，长23厘米、宽15.8厘米、厚2.9厘米。砚面大于砚底，四边内敛。砚堂呈长八角形，有破损。砚背往上隆起，铭文“绍圣四年造紫金石砚”，绍圣四年即公元1097年。

1972 年《考古》第六期中的《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报告中说：“除生活用具之外，还发现了很多种属于所谓‘文玩’一类的东西……有紫端石风字砚一方，长 22.7厘米、宽17.5厘米、厚3.9厘米。砚面有明显的墨痕，石质很好，出土時己残破。砚背面阴刻铭文五行：‘此琅琊紫金石，所囨易得，墨在诸石囗囗囗永囗囗囗，皆以为端囗也。 ’下面落款为‘元章’二字”。考此“元章”学术界均认为是宋代大书画家米芾(1051—1107)的字号。

该报吿中的紫金砚，应是唐砚无疑，后世为宋徽宗所得，而后赐给米芾，又被苏轼借去，苏轼临终前曾嘱其子随葬，被米芾索回。米芾有《紫金研帖》，纸本，行书，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释文：“苏子瞻携我紫金研(通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入住哉”!另有米芾《乡石帖》亦名《紫金帖》，行书，纸本，记载新得右军乡石紫金砚之快意，约书于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释文：“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元章”。琅琊紫金砚为米芾复得后，在砚背部亲作铭云：“此琅琊紫金石所镌，彼易得墨，在诸石之上，自永徽始制砚，然皆以为端，实误也。元章。”还将此砚流传过程写入《宝晋英光集》。現藏*都博物馆。

临沂砚台岭寻得紫金石

史料载，自宋绍圣四年以降，不见紫金砚。而据现存紫金砚铭“琅琊”紫金石、米芾墨迹“右军乡石”等不难看出，出紫金石的地方应是琅琊王羲之乡里无疑。我们要发掘继承民族的**文化遗产，让沉沦近千年的紫金石与世人见面。为此，笔者从史料入手，开始寻访紫金石。

红埠寺在唐代是径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地方，据《临沂县志》载，“红埠寺在城西铁牛岭上”。顺红埠寺路向北走，路东居民区地势西高东低，系铁牛岭向北发脉直至砚台岭，这一带唐墓较多，北道、角沂等地都出土唐镜，现藏临沂市博物馆。笔者多次到红埠寺村调查，据有文化的老年村民讲：“庙前的坑是釆石形成的,相传早年取砚石,到了明清时都来找鸡血石，这不，现在被填上了。 ”我的学生孙建军遂以睿智的眼光瞄准了“红埠寺铁牛岭一脉的砚台岭”。果然不出所料，在此取到紫金石料磨制成砚，我上手一观，确是“其色正紫，质抚凝脂，腻如童肤，丝绢茫润，呵气生云，扣之有声”。紫金石砚的特点均已具备，还要试试下墨如何。孙建军就和徐涛、謝宇等人到原政协副主席刘家骥家里试墨。挥毫之后，刘先生评价：“我当年在*博拓过出土的紫金砚砚铭，编写《临沂书画·珍藏卷》時正好用上。*博紫金砚我是上过手的，此砚材质与其相同，发墨很好，这就是珢琊紫金砚。 ”

在红埠寺铁牛岭一脉砚台岭发现了紫金石，证明红埠寺村民说寺庙门前釆砚石而成坑不是猜测。总之是名石出在名地，米芾所说“右军乡石”****。

紫金石名砚将发扬光大

紫金砚石是找到了，但一坑之内紫色石料也分三六九等，不能把红埠寺的紫石头都说成是紫金石。受变质岩成因的影响，真正的紫金石形成过程中，要在合适温度和庒力下熔入适当有色矿物质和云母，这种几率很低，因此紫金石弥足珍贵。

以四大名砚端、歙、洮河、澄泥砚为例，除澄泥砚为陶质外，其它均为变质岩，与“右军乡石，紫金砚”有个共同性就是都含有利于发墨的绢云母，因此含云母是名砚具有的重要组成含量。除发墨外，云母还具有防腐和发光的特点，因紫金石砚中含有云母，在日光下所产生的丝绢般“茫润”光泽，以及“得墨”效果，无疑是云母的作用。变质岩在形成过程中熔入的物质直接影响砚石的好坏和第次，因此米芾砚铭曰：“此琅琊紫金石所镌，彼易得墨，在诸石之上”，可见

紫金砚在名砚中的地位。

前文记述诸多寺庙附近多有砚石矿坑，与寺庙僧人取砚石抄写经卷有关。僧人为抄写经传需要砚石，他们大多是砚石的发现、发掘和传播者。唐朝是佛教流行的极盛時代，由于僧人终日抄写经卷，后来成为大书法家的也不乏其人，书法**怀素就是一例。而京都西安与地方寺庙的佛教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因此红埠寺僧人将紫金砚带到西安也在情理之中。

往事越千年。 1978年在北京举办鲁砚展览之后，中国工艺美术**石可、姜书璞，让**和砚石爱好者调查发掘紫金砚石。孙建军不负众望，终于在今临沂王義之故乡兰山区境内，找到琅琊紫金石原矿并釆集了紫金石，并以“紫金石舍”为号。

千年紫金石名砚，正待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