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靠良心和道德不能解决品牌信任危机

2014-07-03来源 : 互联网

营销**朱玉童来到淄博,向超过200位的挤满整个会场的听众,阐述了其眼中的“品牌创未来”。

而利用其来淄博的整个间隙,就当下****的信任危机、品牌管理的制度建设等诸多问题,与这位具有深圳采纳营销策划公司总经理及深圳市人大代表双重身份的“****营销**人”展开了对话。

记者:淄博很多企业拥有****或者****,但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一家消费型企业成为类似于海尔这样的企业,这些企业应该怎样利用营销策划来取得自身的成功?

朱玉童:我觉得有几点,一是淄博的企业家相对比较保守,“野心”与梦想不足;第二,整个齐鲁大地受到儒家文化影响都有点保守,能不能更开放一点,引进变革才有可能有大的发展;第三,对品牌营销策划充满着疑虑和不相信。

南方或沿海企业,受到海外思潮的影响,敢用敢试,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破除这种顾虑疑虑,要面对新的时代和转型期,应当有所梦想、有所改革,才能把企业做大。

**对企业创品牌有一定的引导,企业应该敢于自己摸索,不能指望**的指引。同时,**不能只简单引导企业去争取****等这些东西,应该鼓励把创新的氛围和机制,用合适的政策激发出来才行。

淄博企业家“野心”不足

记者:“点子大王”何阳大学上的是化学高分子专业,而你则是生物系毕业,现在你怎样看当年这个跨界的决定?

朱玉童:我从一个质检员成为一个广告人,从一个广告人成为一个跑市场的业务员,从业务员成为一个市场部经理,然后到营销总监,又成为营销老总,这样的经历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我同学觉得我投身营销策划这个行当非常合适,因为大学期间我就喜欢策划晚会、活动,包括在大学演话剧,我都是编导。性格决定命运,我就是一个喜欢帮别人出谋划策、喜欢张罗的人,想成功就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就不觉得累。

记者:你的**桶金是怎么掘来的?

朱玉童:1995年成立采纳营销策划公司时,我就打出了一个概念,策划方案与客户的销量挂钩。当然要给基础的策划费,就如基本工资一样,只收一点费用,但是我超过销量,你要给我提成,**年我们就这么干,当时好多企业都觉得反正卖出去才能给你,就这样**年就打响了,就做起来了,就赚了一些钱。

赚了一些钱之后,我就想,不能只是这样,这样太直接了,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能做得到,所以就开始在专业销售类的杂志上登我们自己的形象广告,结果广告出来之后一个月内,就收到全国600多个找我们做营销策划的企业电话。从那时起,我们就再也没有愁过业务,就一直火到现在。

记者:中国营销策划的黄金时期是不是从“点遍中国”开始的?

朱玉童:那时候,点子大王何阳、公关大王王丽、地产专家王志刚都是刚刚起来。1995年—2000年,其实是国内营销策划业启蒙期,当时企业都不相信这种公司,觉得我们都是骗子,都不相信能帮助他们创业。2000年以后,行业才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包括青岛啤酒、长城干红、九阳豆浆机等公司都在那段时间开始跟我们接触,在那之前,没有大公司找我们。到了2008年,受整体经济形势影响,很多公司纷纷倒闭。不过,我们2008年却增长了54%,而且,创业18年,年年都赚钱,年年都在成长。

记者:是不是进入高速发展期后,国内一些公司开始更加注重品牌营销和推广了?

朱玉童:对。那时,国内公司一方面受到国外品牌影响,开始知道除了好的产品质量外,还要有好的包装、好的创意把自己的产品推广出去;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也开始由制造向创造转型,也开始想做品牌了。

记者:上世纪90年代,电视广告狂轰滥炸之下,国内一些品牌经历了从巅峰到一夜之间死掉的过程,比如当时的秦池、孔府宴,你怎么看那个时期的策划行业?

朱玉童:中国的**代营销,就是依靠央视广告塑造标王,大家以为找到一个产品,然后狂轰滥炸做广告就是所谓的营销,这在当时是很主流的,这确实也成就了很多的企业,但秦池之所以一夜走红又一夜消亡,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的品牌支撑。

这些企业的教训,也给中国当时很多企业家一些警醒,还是得经营品牌,这时候在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在品牌经营上先知先觉的企业,比如海尔、联想、华为,这些都属于品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新的企业。

记者:也就是说标王事件带来的反思之一就是更多企业开始注重深耕品牌?

朱玉童:如果只是搞一个促销活动或所谓创意,那企业可能会像烟花绽放般漂亮,可烟花绽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漂亮只是一时,以后怎么办?

于是企业也开始对策划公司提出要求,就是不能只是出一些想法,还要和企业一起建设市场营销的体系,这时的营销就从1.0时代升级到2.0时代,开始推广品牌经理制度,不光是只给企业一个创意,而是围绕着企业的品牌战略定位,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企业,既有一定的业绩突破,又能帮助企业建设出完整的系统。

记者:那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恰恰是你提到的这个营销升级的时期,国内很多公司都爆发了信任危机,比如三鹿等。

朱玉童:出现类似事件是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市场在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国内整个企业运营的相关生态环境并没有得到很有效的整治和改善。比如说食品安全法,当时迟迟没有出来,比如企业一俊遮百丑,企业只要销售业绩好,当地**比较重视,纳税比较多,其他的也不去管了。还有企业对自己经营的道德要求也随着社会道德的滑坡在滑坡,整个社会对道德要求的降低,企业跟着就会降低。

经过这一轮食品风暴之后,人人都开始重视食品安全的问题,从国家层面、从人大层面、从百姓层面、从企业自身层面,都开始主动逼,我认为现在比前几年强太多了。

记者:在这个制度和社会氛围完善的过程中,作为策划人或策划公司,有没有可能对企业的道德或责任产生影响?

朱玉童:别人不敢说,我们服务客户都是坚持要在品牌中,注入更加美好的东西,注入正能量的东西,注入中国文化的东西,比如,我们在服务皇明太阳能时,我们一起制定的愿景就是“还子孙一片蓝天白云”,我们帮助皇明提出的理念就是“绿色能源 强盛中国”,我们的口号也包括了可持续发展。

其实,道德的影响是相互的,作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从我内心来讲,包括我们公司的文化理念,都是以善为本,要一心向善,心中装着对善的美好东西,不要老想去骗人。挣钱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就是把善的东西传承下去。比如中国老字号里的同仁堂,包括全聚德,之所以存活下来能源远流长,像同仁堂真诚用料的理念,确实是他存活下来的基因。

记者:同仁堂也出了丑闻。

朱玉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像孩子一样,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生病的时候。这种丑闻、假货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企业没有了自我修复的或者社会与它一起修复的能力,就像人体一样,如果没有自我修复系统,那是不可能存活的。

1990年朱玉童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像众多南下者一样,因不满科研管理体制去了深圳。在深圳的前两年,他一直在流水线上打工,先后做过深圳丽斯达、联合饼干的质检员。

那时,“点子大王何阳”的时代却无时不在搅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敏感神经——— 1992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何阳卖点子,赚了40万,好点子也是紧俏商品》一稿在全国引起轰动。

1992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朱玉童接触到了广告。当时,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同学找到“大学时文笔不错”的朱玉童,问他能否帮忙赶写几篇广告文案。

朱玉童一口答应下来。随后,他一方面苦心研究这家公司提供的简单材料,另一方面又骑车跑到图书馆查阅了涉及该广告文案产品的海量信息。

最终完成的广告文案令那位同学欣喜若狂。不久,那位同学把“现代广告之父”大卫·奥格威写的《奥格威谈广告》借给了“写广告挺有天分”的朱玉童。

正是这本书改变了朱玉童的命运。自此,他疯狂自学广告知识——— 白天,他在热火朝天的流水线上当质检员,晚上则回到宿舍苦读广告书。三个月下来,朱玉童几乎读了当时广告专业的所有书籍,并开始留意关于招聘广告人的消息。

不过,在朱玉童带着毕业证和自己练习的广告文案去一家公司应聘时,却被对方以非专业广告人为由将他打发走。这次求职失败非但没有打击到朱玉童,他反而将《一个即将被埋葬的明日之星》的求职信寄到自己中意的一家广告公司,结果这家广告公司对其发出了邀请。

自此,朱玉童便开始了在那个“点遍中国”的点子大王时代的闯荡。在2011年出版的《非常策划》中,朱玉童就用其特有的泼辣、机智和跳动的语言风格,诉说了策划人的悲欢与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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