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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这个偏安一隅的小荷尖尖角初露锋芒后，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中关村**代创业企业集群，拉开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大幕。
2010年10月25日，在中关村创业文化座谈会——纪念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30周年的会议上，中关村**代创业者及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中的多位代表再聚*。他们的名字载入中关村史册，载入中国民营科技史册，熠熠生辉。至今，他们仍活跃在中国民营企业的舞台上，承载历史，更书写未来。
有人说：中关村就是未来世界的硅谷。几乎没有人会反驳这个观点。然而中关村之所以为中关村，在科技创新的强大推动力量之外，是什么凝结成中关村的灵魂并不断升华？追溯中国民营科技30年历史，谁代表中关村历史？什么代表中关村历史？**代创业者试图寻找，并竭力呐喊。
□本报记者周熙檀
“咱们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阶级兄弟。”1985年，根据***等****的批示，**办公厅要求北京市委调查京海、四通、科海、中科4家公司的情况。当**调查组组长刘敏表示愿意相信时任京海集团总裁王洪德时，王洪德流着泪说出了这句话。
2010年10月25日，王洪德又两度说出“咱们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阶级兄弟”这句话。离开中关村7年，坐镇惠州运筹15万平方米的商城，解决了1万多人的就业，年营业额超过60亿元，受到了珠江三角洲的欢迎，王洪德仍然强调，“我是中关村人。”面对着陈庆振、张家林、彭伟民等这些曾经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一起艰苦奋斗的“阶级兄弟”，王洪德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所拥有的不仅是突破体制、一起打江山的点滴，更重要的是股子里不变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驱动他们仍然活跃在民营科技的舞台上，并为中关村的发展殚精竭虑。
这**，恰逢原科海集团总裁陈庆振的70岁生日。现作为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的陈庆振，组织了这次聚会，中关村**代创业者及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们，已是古稀之年。满头白发亦掩盖不了他们如30年前一样充满**和热忱，不断追问中关村的精神是什么？中关村的文化是什么？“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30年走来的是一条城市经济发展的新路。”****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顾问于维栋，1987年经历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从调查组策划、组织调查、起草报告到**决策的全过程，他说，“回顾中关村30年走过的路子，肯定这条路子，是为了继续走下去，**更好的未来，要着眼于今后30年。我们总结经验，继续和发扬中关村的创新精神，培育中关村的创新文化，充分发挥中关村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先锋带头作用。”因此，10月25日的这一次聚会，追忆往昔峥嵘岁月，更为举世瞩目的国家自主创新**区中关村，提供创业创新文化的建议。
创意可以由**人物或者某个人提出，而创新则必须由团队去完成，发现发明和运筹帷幄抑或是一种个人行为，但产业化必定是集体力量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监事长彭树堂
一个集群**一段历史
“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新事物之一，中关村电子一条科技企业的崛起，它的影响和重要意义，可以和小岗村1978年12月发生的包产到户的事件相提并论。”于维栋说。
没有人去质疑这一点，如果没有**代创业者突破体制、敢为人先的尝试，就没有今天的中关村，中国民营科技史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史均会被改写。在以王文京、刘迎建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创业者和邓中翰、李彦宏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创业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关村一脉相承的创业、创新的**和能量，以及科技报国的使命感；但是，却似乎又少了那一代人所具有某种鲜明特质。“30年回顾、30年展望。感激那个年代，积淀了中关村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感激那个年代，官民同心、产学研共济、和谐共生。深思当年原生态创业的每一步艰辛，以启迪今人和后人。”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监事长彭树堂说。
在中关村创业文化座谈会上，洋溢着同志般亲切感情和驱不散中关村情结的**代创业者们，将时光拉回了上个世纪80年的中关村。那是怎样一段艰难而又辉煌的岁月？在如今高楼林立的中关村大街上，当初中关村的典型景象早已不复存在，但是，流淌在中关村创业者企业家身体里的血液却仍然燃烧着炙热的中关村精神。
“当时从白石桥到中关园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那些小平房和简易的小楼看起来弱不禁风，虽然简陋、平凡、粗放，燃烧的热情却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回忆当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工商、财税、审计等部门的审查，经历过很多苦难，更顶着‘骗子一条街’的舆论压力，但是，那时的中关村却开始飞腾。”王洪德感情激昂地说，“中关村的成功，有赖于党**的大政方针，以及各级**的支持和关注；有赖于那些为改革摇旗呐喊的理论家、实践家们；最重要的是，有赖于**代创业者群体的集群效应。”
“集群效应”这个说法，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原四通集团总裁、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执行常务副会长朱希铎更是反复强调，“如何评价中关村历史？那就是集群效应，是一个集群在书写着这部历史，在代表着这段历史。说起中关村，传得最广、最简单、最朗朗上口的就是‘两通两海’。其实中关村那时候的企业何止两通两海？但‘两通两海’代表的是中关村一个企业集群，企业家集群，而不是一个单个企业，一个个人。他不讲一个人，而是一个集群，一个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86年底，“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有148家民营科技企业。
朱希铎说：“看30年历史，中关村最显著的特点是集群效应。我在四通里看四通，万润南、沈国钧、段永基……我们这帮人大家各有鲜明的、完全不同的个性。互相之间可能有很多冲突和矛盾，但是大家有那么深的、打不散的‘四通情结’，是什么共性让这帮人走到了一起？在那么艰苦、特殊的环境下，风风雨雨，大家棒打不散，什么原因？再放大说，**代创业者们，王洪德和万润南、陈庆振、戴焕忠，都很不一样，但是大家能共同在中关村**一段历史，这个集群是被什么凝聚在了一起？这是文化层次的东西。这帮人都有科技背景，都是下海到了市场经济中去冲，同时借用段永基的话说，‘这帮人是在中国半改革不开放的时候下海出来的’。这帮人既是科学家、工程师，有科研背景，同时还有着一种改革的冲动，一种对陈旧的东西、对束缚性东西冲破的冲力，以及敢下海的冲动。冲动地出来、冲动地冒风险、冲动地做事业，冲动地一直坚持下去……还靠什么？靠事业上的境界和追求。我们这帮人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受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非常深的影响，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种事业感、追求、奉献觉悟已经流在血液里了。”就是这样一个企业集群，在改革大潮扑面而来之际，书写了熠熠生辉的“中关村”。
这**，当这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有着当初建立起的兄弟般的感情，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林当初正是受了“两通两海”的影响和感召，他喜欢摇旗呐喊的天性，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为中关村呐喊，他不断强调说：“企业家之间应该保持友善、和谐，绝不互相拆台，要继续合作。”
中关村的创新精神，是“五四”精神、“一二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把爱国主义和科技创新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过去30年中关村创业者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在创业中获得取之不尽的动力的源泉，这是今后仍然要继承和发扬的。
——****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顾问于维栋
一种精神成就一个区域
“当初段永基振臂一挥‘鬼子来了’，对我影响很大。”北京民协常务副会长兼***、清华紫光创办人张本正说。在今天中关村的企业家看来，这种号召力似乎很不可思议，但是**代创业者当时放弃一切“下海”，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上的巨大感召力。原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慕兰说，中关村企业家身上也独有的特质是他们的使命感。
张本正认为，中关村精神，一是不怕失败、敢为天下先；一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北京华讯集团总裁戴焕忠则表示，说到中关村文化、中关村精神，要特别讲到知识分子的整体觉醒。无论什么样的说法，凝聚中关村创业者、造就今日中关村的无形力量，比有形的财富更有价值。因此，一代又一代创业者不断追问：中关村精神是什么？财富是什么？
“中关村科技知识分子继承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来文化的精髓，他们具有忧国、爱国、报国的优秀民族品德，同祖国共命运和血肉不可分的情怀。”彭树堂说，“正如当时京海集团王洪德所说，‘我们是从忧国忧民走向科技报国之路。我们从大院大所出来到中关村一条街上创业，不是为个人发财，而是为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改革成功了，我们庆功；改革失败了，我们则为铺路石。’甘愿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路石，这是中关村创业文化的基石。从民营科技奠基人陈春先‘我们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做实际贡献’，到中国激光照排技术之父王选的平常心语‘一个人，一个好人，他活着，如果为社会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他的一生才是有趣味的一生。’”
彭树堂还指出，民营科技创业者这种爱国的情怀和回报社会的价值观是中关村创业文化的核心。这是中关村30年兴旺发达之所在，也是时下青年一代创业者最应汲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