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碑的那些事儿

公元1181年，这是一个普普通通却又暗藏变化的年份。这一年是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宋孝宗是南宋*有作为的皇帝，“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在他的*理下，南宋出现了“乾淳之*”。这一年是西夏仁宗乾祐十二年，李仁孝是西夏很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期间，西夏出现了一个****的盛况。这一年是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金世宗的雄才大略也带给金朝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他统*期间，金朝也出现了“大定之*”。而此时的成吉思汗只有18岁，正因为妻子被*而和敌人征战，但这场战争结束后，铁木真将成为部落*领。很快，蒙古族的铁骑将为南宋、西夏、金的统*划上句号。

这一年，在聊城发生了一件事，在政*上可能激不起半点波澜，但在文化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绝碑的来历

聊城的三绝碑，即金代所立的“博州重修庙学记碑”。庙学，“庙”指的是孔庙，“学”指的是官学，在古代孔庙和官学经常建在一处。明万历年间的《东昌府志》中“学校志”记载，“府儒学在府*东”，也就是如今光岳楼的西北方。

宋朝之前，博州没有州一级的学校，而是和聊城县的县学合在一起。据王去非撰写的《重修庙学记》里提到，宋代以来的聊城地方长官，都有兴修博州庙学的想法，但直到王遵古来博州任职，才极力促成了庙学的修建完工。为了纪念这件事，在公元1181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王遵古请王去非撰写了一篇《重修庙学记》，并让自己的儿子王庭筠书丹，又请了当时很有名气的党怀英篆额，自己的门生李谷题写了碑阴的碑额，*后在庙学立碑，这就是“重修庙学记碑”。

三绝碑“高8尺5分，宽4尺2寸”。正面碑额是党怀英的篆书“新修庙学之记”，正文是王去非的文章，行书，每行字数不等，共29行。碑阴有14行文字，是王遵古撰写的一篇短文，也是王庭筠的行书。背面碑额是李谷的大篆“庙学碑阴之记”。因为王去非、王庭筠、党怀英在当时就已经名满**，因此这块石碑被称作“三绝碑”。

石碑立成之后，一直保存在东昌府学里，直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仍然保存完好。孙星衍曾在《寰宇访碑录》中有过记载。后来，三绝碑不知下落，但由于书法价值、文学价值、历史价值颇高，这块石碑的拓片历来受到收藏家的珍爱，因此特意保留。

王遵古与王庭筠

当时致力于兴修庙学的王遵古，是盖州熊岳人，被人称作辽东夫子。当时由太子司经调任同知博州防御使事，这也是为什么碑文中说他“来倅博州”。倅，读音同“萃”，是“副”，也就是副手、副官的意思。

其实，王遵古的儿子王庭筠当时刚刚离开馆陶县不久。王庭筠是王遵古的第三个儿子，是金朝*为出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之一。按照元好问为王庭筠所作的墓碑碑文记载，王庭筠应当出生于公元1151年(按《金史》记载应当是1156年)，出生未满一年，就能够认识十七个字，六岁时和父亲、兄长读书，就能了解书中的大义，因此被看做神童。公元1176年，金大定十六年，王庭筠中进士，被任命为恩州军事判官。王庭筠在当地主张宽政，深的百姓推崇。但因为不符合朝廷严刑峻法的主旨，被调任馆陶主簿。馆陶县，在金代时属于大名府管辖，明代划入东昌府管辖。

据墓碑碑文说，王庭筠因为感觉自己得不到重用，任满后就直接隐居，一直到十年后才复出。据此推测，应当是1180年离开馆陶的，正好是书写三绝碑的前一年。

王庭筠和米芾

现在很多资料在介绍王庭筠时，都说他是“米芾的外甥”。这种说法*早见于解缙的《春雨杂述》，“庭筠以南宫(米芾，字南宫)之甥，得其笔法，擅名于金”。解缙是明朝初年的大才子，曾主持编纂《永乐大典》。后来很多著作在提到王庭筠时，都引用过解缙的说法，但几乎没人去考证，米芾与王庭筠之间到底有什么亲戚关系。

其实，查阅米芾和王庭筠的生平不难发现，米芾出生于公元1051年，王庭筠出生于公元1151年，相差整整一百岁。单从年龄差距来看，米芾似乎不太可能是王庭筠的父辈，倒像是祖辈或者曾祖辈。而且，史书上记载，王庭筠的母亲是金朝宰相张浩的女儿。而张浩出生于1102年。也就是说，米芾比王庭筠的外公还要大五十多岁，由此看来，王庭筠似乎确实不是米芾的外甥。1933年，金毓黻在编写王庭筠年谱的时候，就论证过他和米芾的关系，*终得出结论，认为解缙的记载有误。其实，王庭筠的“舅氏”是张如霖、张如方等人。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金章宗就对张如霖说过，“王庭筠的文笔很不错，只是句子太长，力度不够。不过他的才气很大，应该不难改。”后来，王庭筠被任命为应奉翰林，和他的舅舅张如方一块对皇宫中珍藏的字画进行品评。

王庭筠仕途坎坷，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才气纵横，应当有所作为，却始终郁郁不得志。也正因此，王庭筠更加致力于书法、绘画、文学，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艺术作品，而聊城的“博州重修庙学碑记”正是王庭筠书法的代表作品，让后人可以从中窥见他的才情和笔力。